1936年10月下旬，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加上总部机关共21000余人，先后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于11月上旬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为便于统一领导，领导机关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军在甘肃境内河西走廊的进军途中，与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数倍于我之敌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浴血奋战，用无数英烈的鲜血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一页可歌可泣的悲壮史篇。
1937年2月倪家营子战斗以后，3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总指挥把我（当时我任总指挥部情报科长）叫到他的指挥部，问：
“有无祁连山地图？”
“有，是一个月前调查时绘制的草图。”
“拿来我看。”
我回去迅即将草图呈上，徐总指挥边看边问：
“有无祁连山向导？”
“有，是个少数民族，一个月以前物色的。”
“可靠不可靠？”
“以上宾待之，感情相处很好，并给了他一套少数民族服装，一支枪，一匹马。”
徐总指挥接着说：
“今晚行军集合时，你带向导到集合地点找我。”
当日未下达行军命令，从行进的方向，知道要进祁连山了。徐总指挥边走边问山里的情况。
入夜，红三十军历经血战保留下来的部队从梨园口进山，宿梨园堡。这是个不大的镇子，约有近百户人家，依山筑有围墙。部队立足未定，敌军即衔尾追来，包围了梨园堡。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突围再次被迫向深山转移。在行进的路上，曾传六、黄火青和我同行时，遇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他叫我们留下随三十军行动（当时总指挥部机关干部统统编入干部团）。不几日，传出消息说，中央同意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李先念为副书记。
部队沿祁连山脉西进的途中，敌情不明，路线不清楚，食粮发生极端困难。一天傍晚，李先念政委要曾传六（当时任西路军总部保卫局长）、黄火青（当时任西路军九军政治部主任）和我三人一起，先行一步，设法解决食粮、路线和向导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心中无底。历史上清朝的军队对这一带回族的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回汉两民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加之敌人对红军进行造谣诬蔑，使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皆闻讯逃避，给我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
我们三人行至一个山顶上，天将黎明时，议论奔向何方，一种意见主张待天亮后在山上观察，哪里有情况就奔向哪里，另一种意见认为游牧民族熟悉当地情况，当发现他们时，我们下山，他们早已跑掉了。商定兵分两路，曾、黄二人在山上观察，由我带一名警卫员下山去闯。
我和警卫员拉马下山后，天已黎明，忽然发现路面上有模模糊糊的羊、马脚印和未干的羊粪蛋，判断畜群离此不远，随即沿着这些脚印痕迹摸索行进，猛然间，山口的山顶上有人向我们开枪，并大声高喊。我们驱马加鞭向山沟里急驶，果然有百十只羊和一些马在山沟的尽处，当一个牧民抱着一个幼儿正要跨马逃走，我们赶上去把他拉住，他拿利刀向我们刺来，我的警卫员上前把刀夺下，不得不将他捆绑起来。纵观四周，临近山顶上有数十人，如果这些人下来，我们只有两个人就不好对付了。我看守着人，令警卫员尽快把羊群往回路上赶，可是羊、马不听使唤，来回打转，我生气地说，你来看守人，我来赶羊。我赶也是赶不动，经过亲身经历，方知牵马赶羊并非易事。正在为难之际，忽然三十军的一个参谋（因他有点耳聋，大家都叫他聋子，名字忘记了）骑着一匹骡子顺路而来，不禁喜出望外，要他立刻回去报告，火速派部队来。就这样，食粮问题暂时解决了，也是出山前解决食粮困难的唯一一次。
这个牧民被带回来以后，不吃不喝，哭泣不止。因为语言不通，只得用手势等向他示意说，出于无奈，才把羊、马杀掉吃了，并当即取出金锭给他作赔偿，他坚不收受，看表情是对我们不信任。可是，当他观察到我们与原来的那个少数民族向导亲密无间时，态度稍有缓和，经过再做工作，主要是在生活交往中来感化他，他的疑虑解除了，金锭也收下了，流露出一种信任和喜悦。待他情绪稳定后，我们便同他促膝而谈，用打手势，就地摆石子的方法，来确定地名、位置、地形、河流等，绘制成草图。他还答应作向导给我们带路。食粮，路线和向导这三项任务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了。先念同志等都非常高兴。
部队仍继续西行，在草图的前进路上有悬崖峭壁，车马难以通过。我向先念同志等提议：部队在原地露营，我和警卫员、向导连夜搜索前进，沿途设路标识别，如果有敌情或牺牲了，他人立刻回报；如果无法通过，立即回转；如果可以通过，就地等候。就这样，我们三人骑马先行，当到达有障碍地点时，虽然山势奇陡，但尚可通过，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就地休息等候，中午时分，部队到达了。
我们一直在高山气候中行进。征途中困难一个接一个，在迷失了方向之后，我们艰难地爬上一座山顶。山上，狂飚呼号，卵石滚飞，寒光照单衣，气短腹中饥，令人难以支撑；脚下，山岭像巨大的银蛇亘卧南北。原来，这就是地理上的分水岭，乃祁连山最高峰，海拔5500多米，依此来判断我们所在的位置，山外对面便是肃州（酒泉）。
部队西行到石包城以北一个地方时，来了一个自称是国民党某县党部书记长的人，持有一封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程世才、李先念等人的诱降信，并威胁说，如果不投降，则要如何如何。当我们询问安西城内情况时，该人说，刘呈德骑兵团已到达城内。我们半信半疑，仍继续向安西城行进。在到达城边时，城墙上枪声四起，敌军出动，把我军包围于城边的村庄里。这是出山以后与敌遭遇的第一次战斗。看来，继续西进的道路已被封锁了。这时，李卓然同志找我谈，要设法找到一条西进的路。安西城西有一条疏勒河，河面不宽，但河底淤泥甚厚，人畜过河下陷，不能跋涉。我派出一个得力的侦察员，找来一个过去走私的人，他说，离此不远的河底铺有一条很窄的石子路，走私的人从这里偷偷涉水而过。当晚，我们在这条走私路边插上标记，部队撤出战斗，从这里过了河。
过河后，进入一个三角地带。因为这里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一些老财们因战乱携带家属和财物躲在这里避难，却万万没有料到红军要从这里过河。第三十军首长立即下令：不准没收和抢占这些人的财物，违者严惩，部队很快从这里直插安西至星星峡之间的红柳园子。
4月26日黄昏之前，我军尚有800余人到达红柳园子，与跟踪而至的敌人骑兵展开最后一次激战，大家分头突围，一些同志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军未予追击。事后到了新疆才了解到，甘肃的马家军曾同新疆的盛世才订有密约，以红柳园子为界，越界者必遭反击。因此，马家军深恐中伏击，未敢对我追击。
当时冲出包围圈，会合在公路边上的一些高级干部中，有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黄火青、苏井观、宋侃夫等及其随行人员和我，当大家一起商量今后的走向时，我建议向山里走，这样敌人要想捉我们就不那么容易，而如果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人骑兵一追，难免遇难。大家同意，决定由我带路再进山区。这里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一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大家衣服里长满了虱子，休息时便抽空捉害虫。戈壁滩上烈日当空，气候极为干燥，又三天滴水未进，渴得嗓子象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难以下咽，既渴又饿。这是进戈壁滩前我没有料到的。回想当年过雪山草地时，没有干粮，还能以野草充饥，一时还不致饿死，现在几天滴水未入，相比之下，更难以忍受。就在这时，忽然看到远方有一片淡绿色的汪洋大海，大家高兴地奔去，走到跟前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又是一片汪洋，于是认为走错了方向，又往回奔，仍然是一场空。两次奔跑，大大消耗了体内的水分，疲惫已极。静下来一想，莫非就是“海市蜃楼”！在无可奈何时，一位同志的马不见了，他去找马，发现这匹马嗅到了水，于是马上回来告诉大家，立刻奔向这个有水的地方。这是一个方圆约十几平方米的积水潭，深处不足二米，水面上绿苔丛生，孑孓在水中游动。见到这救命的水，同志们的兴奋之状难以言表。大家喝足吃饱后，苏井观同志幽默地说，我这卫生部长也不讲卫生了。
大家边休息边商定：奔向星星峡。当时由于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不准备在新疆久留，仅准备做匆匆过客。为预防万一，便各自编造自己的身份，如医生、文书、马夫等。行进中隐约看到远处两山环抱，中间洞开，顾名思义，知道这里就是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忽然看见对面开来一辆大卡车，莫非是敌人搜索来捉我们？！先念政委命令：立刻卧倒，准备战斗。汽车上的人发现我们后，立即停止前进，并手摇红旗向我们示意。这下子把我们弄糊涂了，红旗是我们的红旗，难道是敌人施计谋来捉我们？！车上的人仍在原地摇动红旗。于是，先念向曾传六、黄火青和我说，你们三人前去探个明白，我们在这里准备战斗。接触后，车上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副官，陈云同志已到星星峡，知道你们在山里，特地要我乘车来接你们。”为了弄清虚实，我们详细询问了陈云同志的年龄、说话的口音、身材等情况，以及已到达星星峡的同志们的情况，经过对话和观察，方知确是自己的人。于是我们三人回身告诉其他同志说：“你们来吧，是自己的人，来接我们的。”大家乘坐这辆卡车到了星星峡。看到陈云同志时，每个人都不禁泪如雨下。陈云同志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党的财富，到后方好好休息，恢复身体。”次日，到达星星峡的400多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在一起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随后同乘汽车去迪化（今乌鲁木齐）。
从1937年3月12日进梨园口到4月30日抵星星峡，其间，整整49天。这是在人烟稀少、冷热无常、飞砂走石的高山和戈壁滩上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独身支撑的49天。也是诸位坚贞不拔、忠于革命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终于胜利地躲开敌人追击的49天。就此，写下了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从梨园口到星星峡—记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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