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建部官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设的三个范例看执政党的理念与行动

2020-10-17   来源:师德师风建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设的三个范例看执政党的理念与行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60年,在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史上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倘若放眼一下北京的现代化景致,再回眸一下它的过去,人们可能会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从北京和平解放到今天的60年,是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这座国家的首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大都市,古老而又年轻,传统而又现代,尤其是举办奥运会的契机,更使它焕发出无与伦比的魅力。

60年弹指一挥间,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历史划分,则可将北京分为三个阶段:新旧变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分别产生了三个首都建设的典范:龙须沟治理、十大建筑兴建和北京奥运工程建设。它们在北京的城市建设史,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在于这些建设所铸就的物质遗产和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且反映出共产党人执政行动的背后蕴含的一些深层次的思想理念。

一、治理龙须沟改善了大批劳动群众的生活环境,代表了新旧变革之际共产党人的理想与追求

龙须沟治理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龙须沟是北京南城的一条臭沟,它是旧中国遗留的产物,今天它已成为那些破败落后、无人关注乃至被遗忘地区的代名词。

龙须沟旧貌

在历史上,北京作为多个朝代的国都,它的城垣、河湖、宫殿、园林、街道以至地下沟渠,虽然享有盛誉,但和居住在城内的百姓关系不大。民国以后北京逐步添建了一些近代化的设施,如:学校、医院、公园、柏油路、电灯、电话、自来水等,但这些近代化的市政设施,多集中在内城达官贵人、巨商富贾居住的地区;至于内城东、西、北三个城根的贫民区,和外城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则很难享受到。历史上的统治者所进行的市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统治阶级自身服务的,而很少考虑到劳动人民的利益。

刚解放时的北京,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劳动人民居住区域,不仅缺少自来水、下水道等设备,而且道路、学校、医院都很少。许多街道,尤其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都没有下水道,肮脏程度最严重的就是龙须沟,离半里路就可闻到臭味。当时北京的街道全长755公里,但下水道总长只有314公里,其中淤塞的有298公里。由于下水道年久失修,损坏坍塌,淤泥就有16万多立方,因而雨水、污水无处下泄,夏季全市积水区有1100余处,占全城面积的1/15。河湖水道淤塞,淤泥总体积几乎占河湖总容积的1/2。[1]由于河道经常干涸,湖泊芦苇丛生,水质发臭,蚊蝇滋生,成为疾病的传染源之一。

解放以后,在百废待兴、政府力量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区分施政的轻重缓急?这不仅反映执政者的策略和技巧,更是执政理念的问题,是检验一个党派和政府的试金石。优先解决民之所急,还是解决官之所需?确是执政党不得不做出的抉择。

针对历史上的不合理状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与以往相反的措施:在下水道方面,暂时放弃内城一些下水道的修理,把主要力量放在疏浚主要沟渠河流,填平臭水沟,修建大量的公共厕所和秽水池;在医院方面,扩充传染病医院,普遍设立诊疗所和郊区巡回医疗队,便利人民就医;在教育方面,把重点放在改进学校教育与发展工人业余教育方面,举办劳动人民的文化补习学校。通过以上措施,劳动人民分享到很大的实惠。

针对解放初迫切的环境和卫生问题,龙须沟治理很快提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成为当时一项非常重要的建设工程。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在报告1950年度工作计划时指出:下水道在北京是很严重的问题,即或财政再困难,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是关系几百万人民的健康,所以把这项列为市政建设最重要的一项。[2]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为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进行市政建设,但限于财力只能先治理最重要的部分,龙须沟地区由于环境的恶劣而最具迫切性。该地区居民多为普通劳动群众,自己没有能力治理臭沟,必须由政府想办法予以解决。

1950年2月,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修建龙须沟下水道工程。北京市卫生工程局为此成立了龙须沟工程处,5月16日,龙须沟治理工程正式开始。

1950年,北京市预算收入总额为29650万斤小米,支出总额为30807万斤小米,市政建设费占总额的19.21%,仅次于生产投资或贷款所占21.81%的比例。[3]龙须沟工程的概算为693.4万斤小米,约占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3762万斤小米的18.43%,占全市预算支出总额的2.25%。为了治理劳动人民居住的龙须沟,在北京市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拿出很大一部分经费,这是不容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劳动人民的居住区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他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治理龙须沟不啻一声惊雷,惊动了整个北京城的老百姓。刚刚解放,好多人不了解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通过这件事,老百姓了解了共产党。

老舍在谈到《龙须沟》写作时说道: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指龙须沟治理--引者注)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事。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做。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4]

龙须沟治理前后的对比是鲜明的,治理以后,有时虽然一连下了几天大雨,可是街上很干爽,没有泥泞的影儿,没有一点不好闻的气味。臭沟不见了,上面是马路。[5]老舍在《我热爱新北京》中指出:“新的政府千真万确是一切仰仗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他特别提到,城南龙须沟的治理最使人感动,写作《龙须沟》话剧,是为了“表示我对政府的感激与钦佩”。[6]1951年2月2日,为庆祝北京解放两周年,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剧场首次上演《龙须沟》(焦菊隐导演),受到首都观众热烈欢迎。龙须沟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在中南海和全国各地放映,收到了极好效果。

治理龙须沟,感动的不仅仅是老舍一个人,还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拂动了几千年来就处于弱势的人们的心。《龙须沟》艺术地再现了龙须沟地区居民的生存状态,使人在艺术感染中增加了对新社会的了解和对共产党的认识。在新旧变革之际,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就是由无数个像治理龙须沟这样的事例形成的。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经很形象地指出人民政府和旧政权在城市建设方针上的区别。他说:在像龙须沟那样恶劣的卫生环境下,少数反动统治者怎样自卫呢?他们想用一块手绢把口鼻一捂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我们不同,我们普遍改善人民的卫生环境,即在普及的基础上改善与提高人民的卫生环境和医疗条件。我们不是靠小小的手绢和口罩。[7]彭真等领导多次强调: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勤务,首长、各局局长、各区区长都是人民的勤务,要以“人民的勤务”五个字检查我们的工作。[8]

二、兴建十大建筑初步改变了首都的城市面貌,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实力的初步积聚

20世纪50年代,首都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1958年9月,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国庆工程,时距10年大庆只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广大建设者在无经验可凭借、无先例可依循的条件下,经过科学的组织管理,凭着冲天干劲,最终落成的国庆工程[9]的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10]十大建筑主要由北京的建设力量承担,同时得到中央各有关部门、全国各地的有力支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建筑依然发挥着重要功用。

就当时北京市的建筑设计和施工能力来说,要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完成如此要求高、难度大、任务重的工程,困难可想而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似乎又是势在必行。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说,像国庆工程这样的大建筑,也是逼上梁山,非搞不行。要盖大礼堂,全国有20000多个公社,2000个县,但怀仁堂只能容纳一千多人,全国人代会不能每个县来个代表,礼堂把人限制住了,北京市开大会、作报告也总是在体育馆。10年大典要来很多外国朋友,不能把他们分散到几处同时请客,让人家不能全部见面,所以要盖宴会厅。[11]

以十大建筑为代表,1958-1959年国庆工程,还包括一系列市政建设项目:如天安门广场改造、长安街改建、崇文门车站道路、天竺机场到市中心道路、南苑机场到市中心道路、热力煤气工程,涵盖了道路、广场、综合管道、桥梁、河湖、煤气、热力、电话等方面,概算达7000多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中央到北京地方,都为改变首都城市面貌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中央确定在北京进行的国庆工程,并不单纯是为了庆祝国庆10周年,它包含着中央改变北京城市面貌的战略意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快10年了,北京的新房子有3/4盖在了郊区,[12]必须有重大的推动力才能使北京的城市面貌有根本性的改变。1958年初,毛泽东指示,今后几年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面貌。周恩来4月14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并致信中央。1958年6月,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展宽天安门广场。同月,《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向中央的报告》提出,从1958年起,有计划地改变北京城内以前的面貌。十大建筑主要分布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北京城内,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首都功能,改变北京旧城的面貌。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指出:北京市要通过国庆重点工程,还有配套的供电、供水、道路等市政公用设施,搞出一批优秀的建筑,改善市政公用设施条件,改变首都的面貌。

经过十大建筑的兴建,首都面貌,尤其是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焕然一新。首都建设者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使北京解放前“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情景有了很大改变。

1954年的西长安大街,仅宽15米,为沥青石碴路

通过国庆工程诸多项目的建设,天安门广场的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40万平方米。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从规模上、建筑艺术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和革新。原来广场上有众多纵横交错的电线网,在扩建过程中预埋了各种地下管线,使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找不到一根高架线,显得非常整齐美观。围绕广场改造的一系列市政建设使广场地区更加壮丽辉煌。

北京的城市中心和重心,由历史上的皇宫转移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成了首都的核心地带。解放以后,北京市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多次局部改建,但由于涉及到很多方面,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一直不彻底。195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物,不仅体现了新的“人民是主人”的规划思想,而且建筑面积超过了旧的皇宫建筑群。宽阔的广场,宏伟的建筑,使天安门广场成为北京城的中心,根本改变了北京的城市格局。

国庆10周年落成的一批公共建筑,使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得到了加强。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建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工程也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十大建筑”成了首都的重要象征,促进了首都功能的完善和发挥。十大建筑给年轻的共和国所留下的,远不止人们耳熟能详的建筑物本身。

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

三、北京奥运工程建设大幅提升了首都现代化水平,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巨大综合国力和昂扬的民族自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建设大大加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尤其是北京奥运工程建设,更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首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人展示了北京城市建设的丰硕成果。通过电视直播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所在地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以及其他比赛场馆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北京奥运工程建设中,仅运动场馆就分为三类:新建场馆、改建场馆和临时场馆。北京奥运会设在北京市内的31个体育场馆中,有12个是新建场馆;另有11个是改扩建现有的场馆;还有8个场馆是临时使用。其中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已成为北京新的标志性建筑。

国家体育场工程2003年12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工程建设异常复杂,精密度高。“鸟巢”钢结构的最大跨度达到343米,如果使用普通钢材,整个建筑的钢结构的总重量将超过8万吨,非常不便于加工、运输和焊接。经过专家反复论证,最终自主解决了众多难题。国家游泳中心是2008年奥运会比赛场馆之一,其创意来自于肥皂泡的结构,因其外观酷似一个蓝色方盒子而被称为“水立方”。与“鸟巢”一样,“水立方”独特的结构设计给施工带来了很大难度,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尝试实现肥皂泡结构体系的建筑。依靠自主创新,建设者们最终解决了施工难题。

据相关部门透露,整个奥运会场馆建设的资金投入,包括新建场馆、改扩建场馆和临时性的场馆以及改建的独立训练场馆,总投资约130亿人民币。而从2001年以来的7年,北京城市的总体建设,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城市环境建设,达2800亿人民币左右。有关人士解释:“2800亿是整个城市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这个数据是从2001到2007年度的。这些项目建设,无论举办不举办奥运会,都是惠及老百姓的,我们都必须要做的。目前来看,因为奥运会的举办,我们这些项目提前两年完成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受益最多的是老百姓。”

自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北京市委、市政府即提出“以发展办奥运,以奥运促发展”的工作思路,通过承办奥运会,努力提升北京现代化水平。市委、市政府认识到:“举办奥运会,难度就很大;把承办奥运会与全面提升北京现代化水平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城市管理、社会进步等诸多方面实现突破,难度就更大。[13]”在筹办奥运过程中,北京市以奥运场馆及相关设施建设为重点,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积极按照“节俭办奥运”的方针和安全、质量、功能、工期、成本相统一的要求,高水平地推进奥运场馆及相关设施建设。

在筹办奥运的过程中,北京市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奥运筹办7年来,首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2.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3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以发展保奥运、以奥运带发展。大力提高城市建设与管理水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由42公里增加到200公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14]

北京市紧紧抓住2008年奥运会的机遇,努力推动各方面取得新进展,提高了首都各项工作水平:城市服务功能明显增强,环境、交通等方面的建设和管理取得较大进展,城市运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更加便利。城市文明程度和社会文明素质明显提高。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完善,社会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通过筹办奥运使城市形象有新的提升。

在奥运筹办工作中,北京通过实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确保举办了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和残奥会,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奥运会结束后,北京市按照首都的功能定位,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进一步拓展为首都今后发展的新理念,使绿色、科技、人文成为奥运会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响亮口号与鲜明特色,努力推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建设。[15]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都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给北京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也带来新的挑战。执政党应确立什么样的城市建设方针?如何促进首都的建设与发展?这既取决于客观条件,也取决于人民政权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探索和深化。

(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断深化

解放后,随着首都建设的逐步展开,北京逐步确立了“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1950年2月2日,彭真在庆祝北京解放一周年时代表市委正式提出:我们的市政建设,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这三个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的。[16]此后召开的北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重要场合,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强调:首都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北京市是为首都、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市政建设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民服务,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17]1953年11月,市委制订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首次以规范的文件形式提出:首都建设的总方针是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18]

人民掌握政权以后,“首先从城市建设的路线和方针上加以根本的改变”。[19]“三个服务”方针指明了北京城市发展的方向,表明市委对首都性质和城市功能的把握,成为当时市委领导城市建设等各项工作的一条指导方针。因应了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需要。

为了落实“三个服务”方针,北京市对有限的财政力量,实行向人民群众倾斜的政策。1950年北京市计划支出的67.92%用于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事业费支出。市政府还努力采取措施,不浪费人民一文钱,节约其他方面的支出。同时,剔除中饱,防止漏税,一切税捐,涓滴归公,努力增加税收。

通过执行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的方针,根本改变了过去市政工程和公用设施只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状况,各种设施的整修和新建都取得很大的成绩。[20]“三个服务”方针贯穿于解放初期城市建设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三个方面的任务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促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龙须沟治理工程,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方针的生动体现。就工程量来看,它远不能与十大建筑相比,更不能与规模庞大的北京奥运工程相比。它之所以成为当时的重要事件,并在历史时空改变之际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启示,关键在于它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显然,一项工程只有铸就在人民群众的心里,才会存之长久而永不毁灭;如果仅仅是面子工程,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则可能遭到历史的遗弃。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中共中央先后多次对北京工作作出指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多次视察指导北京工作,明确了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明确了北京的城市功能是更好地为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正常开展工作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在实际工作中,北京市各级领导部门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都以确保中央党政军首脑机关正常开展工作为基本前提,全力搞好“四个服务”,积极探索首都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把首都工作融入全国工作的大局。

(二)发展的理念更加科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首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发展的理念贯穿始终,并更加科学。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大理念,要努力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突出反映了60年来北京城市发展理念的深化和进步。

解放初期的北京,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当务之急。1949年北京的总产值只有1.7亿元。从产业结构上看,主要是手工业。当时北京从事商业的人口近30万,有很多商店门庭冷落;无业人口四五十万,需要疏散就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但是,要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时的市领导认为,“以北平现有的条件看,要变为生产城市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工作”[21]。当北京解放一周年之际,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北京发展理念的一种认知。

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针对工业落后的现状,北京努力发展工业,争取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市,把北京建成国家的经济中心。经过长期的摸索,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京提出发展“首都经济”,逐步明确了城市发展的方向。

从解放初期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到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北京不断寻求适合自身的定位,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理念,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总结的教训。

(三)用面向世界的理念提升首都影响力

首都是国家的窗口,是国家对外交往的中心。在北京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用面向世界的理念和眼光提升首都影响力。首都建设要立足于长远,体现对未来的前瞻性把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建成的十大建筑,代表着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因而留下了新中国建设的一座丰碑。北京奥运会的“鸟巢”、“水立方”等场馆则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设计和施工技术,配套服务设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给国内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未来北京的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中将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北京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更加开放和包容。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对它的执政行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甚至关系到执政党的成败。胡锦涛在总结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时指出:三大理念是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成功举办的关键,只有坚持正确理念,才能有效统领千头万绪的工作。[22]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三大理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近年来,北京作为首都和特大型城市,工作千头万绪,异常复杂。首都既是各类社会群体的重要聚居区,也是各方面利益的重要交汇处,还是各类社会矛盾的重要汇集地。[23]作为执政党,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去应对。无论是从“三个服务”到“四个服务”,还是从“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到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逐步深化,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首都工作认识的进步。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体现、落实于党的执政行动,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

在认识到执政党理念必须与时代同步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执政党理念的不变之处。不变的应当是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将执政党建设成为勤政、廉洁、高效的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事业乃至一切都来自于人民。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正确认识这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翟宛林执笔

[1]《卫生工程局1950年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3月1日,北京市档案馆档案136―1―9。

[2]《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1950年2月9日,北京市档案馆档案127―1―5。

[3]《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103页。

[4]《人民日报》1951年2月4日第5版。

[5]李大千:《今天的龙须沟》,《北京文艺》1951年第2卷第6期。

[6]《人民日报》1951年1月25日第3版。

[7]彭真:《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第118页。

[8]彭真:《在北京市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2月14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第69页。

[9]国庆工程完工后,一般在新闻报道中不提“国庆工程”字样,代之而起的有“十大建筑”等。

[10]最后完成并确定为首都国庆十大建筑的公共建筑,与原计划的有所不同。

[11]《彭真同志在市人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12月30日,北京市档案馆档案2―11―157。

[12]《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8),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

[13]王岐山:《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2005年10月21日。

[14]《刘淇同志在北京市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0月6日。

[15]《刘淇同志在北京市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0月6日。

[16]《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第47页。

[17]《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第610、384页。

[18]《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1953年11月26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第586页。

[19]《解放后的第二年北京的市政建设》,《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第25页。

[20]《关于北京市五年来政府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4),第522页。

[21]《关于恢复生产的一些问题》,1949年5月18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第524页。

[22]《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9月29日。

[23]刘淇:《在市委九届十二次全会上的讲话》,2006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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