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三代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悠久历史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辉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经济发展历程的文章15篇 ,欢迎品鉴！
第1篇: 经济发展历程
6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与外交活动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解放生产力是历史主线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中国在诸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举世瞩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认为，回顾当代中国建设的历程，总结当代中国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表示，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扫除发展的制度障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开展民主改革，解放了城市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硬道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新中国70年的伟大发展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运用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星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深入研究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时代课题。
武力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衡量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是能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70年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与会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界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河南大学副校长孙君健提出，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当代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作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亲历者和贡献者，当代学者要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我们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提出我们的认识与见解，为后代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张星星提出，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使国史研究适应国家、社会和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以世界历史大势变迁为坐标，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以大国兴衰经验教训为鉴戒，鉴往知来，防微杜渐;以完善国史学科体系建设为基础，拓宽视野，固强补弱;以适应时代的政治文化需求为着眼点，更新观念，勇于创新。
第2篇: 经济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六十华诞。在这一个甲子的历程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中期国家，人民生活从贫困迈向总体小康，教科文卫等各项事业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中央新闻单位从8月9日起联合推出“经典中国·辉煌60年”专栏，分经济发展成就、新农村建设、工业化信息化等24个专题，系统展示新中国60年的伟大成就。
在世界经济深陷衰退中，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引人注目的增长速度——7.1%。
“这就使它成为世界经济十强中唯一在最近几个月里恢复强劲增长的国家。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可以帮助带动世界其他国家走出低谷。”美联社这样评论道。
从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民生活迈向总体小康，从封闭半封闭到直接关系全球经济复苏……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跨越。
告别贫穷 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今年80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1952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坐上北上的列车，投身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工业建设。他参加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选址和验收工作。在长春郊外伪满陆军医院的废墟和荒地上，只用了3年时间，一座“汽车城”神奇般崛起，解放牌4吨载重汽车驶出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富拉尔重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沈阳重机厂、大连造船厂……他眼见着一个个重工业企业拔地而起。
“解放前我们只能制造一些轻工日用品，装备制造业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个万吨水压机……每一个前进步伐，当时都让人们激动自豪。”高尚全说，特别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成就举世公认。
国富民强——曾经是百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追求、奉献乃至牺牲的理想。今天，这一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回想新中国成立前，在世界经济“俱乐部”中，几乎听不见中国的声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生产倒退、交通破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一书这样描述当时的经济状况。
“扣除价格因素后，我们现在5天创造的财富量，就相当于1952年时全年创造的财富量。”经手无数笔数据、核算中国经济“总账”的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说。
一组数字标志着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7倍，人均超过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7.9%。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伟大跨越。
洋油、洋火、洋钉、洋布，这些名称曾经深深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目前，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部门中国都有，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断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只有1.13亿吨。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29亿吨，粮食自给率高达95%。
经过60年的努力，神州大地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时曾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奇诗篇。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309米巍巍大坝横江而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路长度增长约38倍，铁路增长约3倍，民航里程增长200多倍。
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49年的一成提升到现在的近五成，城市的数量增长了6倍。地铁、高架桥、购物中心、体育馆、游乐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同时，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城市开始反哺农村，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
经过60年的努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在江苏省赣榆县做统计工作的王卫国是国庆10周年时出生的，他以一个统计人的细致记录了他家庭的变化：
“1959年我出生时全家住在祖辈留下的有上百年历史的三间土坯茅草房里，2003年我个人购买了11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
“从记事开始一日三餐的主食是山芋干磨成面糊后烙成的煎饼就着咸菜，如今鸡鸭鱼肉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杂粮土菜成为保健食品”;
“上初中时春秋天穿同一件衣服，冬天棉裤棉袄是没的换洗的，如今大家的穿着打扮开始注重新、奇、特、靓了”;
……
王卫国一家的变迁只是亿万中国人生活变迁的缩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存款增长约1万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约150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约100倍，汽车也开始步入百姓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惊人跨越，还体现在亿万民众财富观念的变化。
今年60岁的倪志兵早年在读《子夜》时知道了资本和股票，当时认为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如今，倪志兵成为中国股民中的一员，他有两个愿望，一是让自己的炒股资金增加，一是出版自己的《股海日记》。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我们曾经走过弯路，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还排在世界100名之后。我们的很多位居世界前列的统计数字用13亿人一除，依然比较落后，这是基本国情。
打破封闭 经济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人称“欢叔”的香港南北行公所理事长、远大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欢是一位铁杆“老广交”，1957年他就参加了第一届春季“广交会”。“展览场地在中苏友好大厦，只有纺织品和土特产两座馆，展示的商品大概有1万多件吧。”“欢叔”曾经回忆。
可就是这样一届小型物资出口交流会，却成为新中国成立8年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的第一个直接通道，并且在很长时间是唯一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封锁，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只有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此后的中苏交恶，迫使中国更加封闭。
当时，我国建设急需的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等大量物质和设备需要进口，但进口渠道很少，外汇更是缺乏。国内的产品只有少量出口，几乎全部要靠国内市场“消化”，同时来自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和资源几乎为零。
“这样极端局促的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就来华做生意的新西兰商人潘西佛曾经回忆，“那时，新西兰急切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此，中国经济的大门毅然决然地向世界敞开，中国也从此逐步迈入世界大市场。
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中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局面，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阔的发展空间展现在人们面前。
上世纪60年代广东省澄海人已经开始做玩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作坊，小喇叭、塑料鸭子……做一件只挣几分钱。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年产值160亿元。
“对外开放为我们打开了外面的市场，带来国际市场的信息，玩具产业在近20年来发展得特别快。”澄海玩具协会会长郭卓才说，澄海玩具产品70%以上出口，产品已经销售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0年来，中国冲破了国内市场、资金、资源的限制，经济发展的舞台空前宽广：
195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只有5.5亿美元，且80%出口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近60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2600倍，“中国制造”遍及世界。
“一五”期间，中国依靠前苏联19亿美元低息贷款，建设了156个重点项目。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国家。
“1984年，我为了技术合作到德国去。晚上是当地节日，放焰火。陪同的德国老板指着焰火说：‘这是从你们国家进口的。’他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我的心却在流血。难道我们就永远只靠祖宗的四大发明混日子吗?”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
1992年，“琴岛海尔”冰箱摆进德国超市。2008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1220亿元，其利润增幅超过收入增幅的2倍。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的《世界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世界》一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外开放，让世界进入中国;第二个阶段还是对外开放，但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个阶段依然是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世界了。在这三个阶段中，开放政策始终不变，但开放的结果却变而又变，使中国变得更加发展、更加强大了。”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在腾挪转换中不断扩大。中国不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国内生产，而且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支撑国内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增长后劲十足。
打破僵化 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创新
不久前，全聚德烤鸭店出炉了这家百家老店的第1.48亿只烤鸭。
“你能想到我们还有一天只卖出一块鸭血，只挣两分钱的时候吗?”据全聚德集团董事长姜俊贤介绍，解放前全聚德和中国大部分企业一样历经战乱、惨淡经营。
公私合营后，全聚德作为国营企业在政府支持下重获生机。改革开放后，全聚德先是通过连锁经营将门店数量发展到目前的80多家，接着完成了对仿膳饭庄等的收购，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全聚德的发展折射了60年来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巨大转变。”高尚全说。
“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育，国有经济控制力显著提升，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局面。”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负责人说。
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变化相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到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如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勾勒出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轨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工业基础初步建立。在此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进步和深化，最终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点，把市场经济写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上。
目前，我国98%以上的商品、95%以上的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
经济体制的变革让百姓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600米长的顺港式码头破土动工。起初干多干少一个样，每人每天只能运二三十车泥。为加快进度，工地规定超过定额者每车励奖4分钱，每人每个工作日能运八九十车泥。结果，码头提前一个月竣工。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盛行，严重影响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开放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不仅实现了按劳分配，而且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了起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约60倍。
纵观6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巨大跨越，高尚全指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选择，而是在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不仅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还让中国与有着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埃及人民议会议长艾哈迈德·法特希·苏鲁尔说。
60年，弹指一挥间。但正是在这60年间，中国为人类社会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东方奇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贴近现实。”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利奥·A·迪亚斯·巴斯克斯说，“未来的50年更将见证中国的再次崛起。”
第3篇: 经济发展历程
【摘要】如何对待和解决建国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遇到的新问题，需要用新的理论来指导。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无可辩驳证明，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
1、改革开放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1.1保护和扶助时期(1949-1953年)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一些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即“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些规定为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从这一系列的政策中可以看出，党和国家正是依靠鼓励扶持的政策，使得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1952年1月，中央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五反”运动，标志着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政策的终结，开始转入以“限制”为主的政策。
1.2改造和限制时期(1953-1956年)
1953年9月24日，党中央在庆祝国庆四周年上提出了“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造”的目的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这一时期，由于党的政策致使个体私营经济近乎绝迹，给人们生活造成很多不便。中共八大前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了适时的调整。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和政策尚未贯彻到底，就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中断了。
1.3调整和退回时期(1957-1978年)
反右斗争以来，国家社会形势趋于紧张，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也逐渐升级。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党对我国主要矛盾判断失误，致使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愈益偏“左”，否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对私营经济采取了取缔、消灭的政策。
从1966年开始，在“左”倾思想错误的指导之下，大搞“穷过渡”，片面地强调发展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将我国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的不合理性推向极端，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相当一部分生产要素不能与当时的生产力有机地组合。这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非公有制经济己经所剩无几。
2、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2.1恢复和重建时期(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转折时期，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两方面指导性的政策。一方面，扩大地方、企业和农村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生活好起来。
随着党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在1988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的提出“要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同年的4月，召开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并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些也就为私营经济的地位提供了应有的法律保证。
2.2支持和引导(1992-1997年)
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党进一步解放思想。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1995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在某些地方和行业中可以占优势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中可以平等竞争。这些就促使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2.3巩固和稳定发展的时期(1997年-今)
从1997年十五大以来，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党的十五大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法律上对非公有制经济20年来所做贡献的肯定。到21世纪初，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结论
回顾建国以来我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曲折历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度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条件下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当作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原以为按照这样做就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问题上有了科学、客观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新认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党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经验教训。当今的经济实践给了我们更加肯定的答案，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是对立关系，而且还是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大胆地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方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
第4篇: 经济发展历程
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宣告了中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不完全，所以还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说明了全国胜利解放后解决土地问题及社会经济中存在的成分，即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强盛。关键词：经济过度经济发展建设新时期
前言：国家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过度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中国吸收前苏联的经验同时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在社会建设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当中国从社会危机中度过时由于正确的领导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是中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正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重要任务。在经济恢复工作中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革命和生产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
1）恢复和发展。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国民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完成了第一项历史任务，而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第二项历史任务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2）历史与人民的选择。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值中的比例为26.6%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为35.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还落后于印度。如钢铁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在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3）过渡的道路。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粮食从1.6392亿吨增至1.950.5亿吨；钢从135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
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
1）良好开端。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路线中，大会坚持既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在大会中陈云提出“三个个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从而突破传统观念，为探测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2）索中的严重曲折。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但是忽略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从而在同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而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而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府撤走全部专家，使得中国经济早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3）建设与探索的成果。从“一五”时期到1976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但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较快。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是起，累计达4956.43亿元。
3.改革开放新时期
1）伟大的历史转折。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讨论了从1979年起吧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和实行改革开放上的战略上来。
2）新局面的展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万个，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形成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式，设立了海南、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在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十四大的精神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4）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八、九、十章）《中国发展史》
第5篇: 经济发展历程
试探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与化解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第6篇: 经济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了!建立新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旧中国留给新生政权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国内外反动派讥笑共产党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等着看新中国的失败。国际上一些“权威”曾断言，不出3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将不可救药地被经济问题拖垮。国内也有人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创新，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新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历史的对比最有说服力，人们可以从无数个视角进行这样的对比。这里仅仅选择1840年、1949年、2019年三个历史节点前后进行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的沧桑巨变，看到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轨迹。
一、综合国力从衰败到日益强盛
历史的指针拨回到1840年。这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战败，自此中国从“落日辉煌”陷入漫漫黑夜，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了衰败沉沦之路。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生动地描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劲势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当时的中国又是怎么样的状况?1850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一篇时评中讲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中国急速被世界潮流甩在身后。
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从1820年到1913年，中国GDP的全球份额从32.9%大幅下降到8.9%，而同期西欧12国GDP的全球份额则由20.9%增长到31.1%。尽管对这个估算历史学界有不同认识，但在此期间中西方命运的历史性翻转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三个历史节点看中国在煤炭、钢铁、石油、电力行业的今昔对比，能直观地感受到近现代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从弱到强的历史巨变。数据来源：综合相关统计资料及文献 纪翊/制图
经历了100多年内忧外患的中国走到了1949年的历史节点。这一年，国民党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据有关研究，1949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足5%;国民总收入按当年汇率折合239亿美元，按5.4亿人口计算，人均44.26美元，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20，英国的1/11，法国的1/6。直到195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比长期是殖民地的印度还低20%。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集中精力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依靠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多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2018年，人均国民收入达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70年来，中国经济乘风破浪，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发展面貌日新月异。
煤炭、钢铁、电力是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代表性行业，从三个历史节点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这三个行业的今昔变化，更能直观地感受到近代以来近18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综合国力的沧桑巨变。
煤炭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1840年英国原煤产量已达0.43亿吨，中国尽管煤炭储量丰富，但当时只有少量开采。1949年中国原煤产量只有0.32亿吨，不及100多年前英国的产量，只是当年美国4.36亿吨的零头。70年后的今天，中国原煤产量已稳居世界第一，2018年达36.8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5.6%。
钢铁是现代工业的骨骼。1840年英国生铁产量约140万吨，中国仅约2万吨。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当时美国钢产量达7074万吨，是中国的447.7倍。70年后的今天，中国钢产量打破以往所有世界纪录，2018年达到9.28亿吨，排名第二的美国为0.87亿吨，中国是美国的10.7倍。
电力的广泛应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美国1902年发电量为59.69亿度，1949年达到3450.66亿度。与之相比，中国1912年发电量为0.46亿度，1949年只有43.08亿度，完全不能支撑现代工业发展。70年后的今天，我们靠一己之力生产了全球超过1/4的电量，据国际能源署数据，2018年我国发电量达6.8万亿度，居世界第一。
综合国力同样体现在武器装备上。1840年，英国已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战舰，火炮最大射程为5.18—5.76千米。而当时中国士兵所持武器仍主要是大刀长矛，在仅有的少量火器中，最先进的还是在明代就引进的“红夷大炮”，200多年没有根本性技术改进。今天，我国已拥有完备而自主的军工生产体系，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迅速缩小，有些领域已经实现了并跑和超越。在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受阅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40%为首次亮相，东风41核导弹、99A坦克、歼20战斗机、巨浪2导弹等装备惊叹世界。
70年中国经济奇迹般大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70年来，党带领人民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壮大。
二、人民生活水平从贫困到基本全面小康
13世纪，一个意大利旅行家写下脍炙人口的《马可·波罗游记》，书中记述其时的中国：国家繁盛昌明、工商业发达、人民生活富庶。中国令每一个读过这本游记的欧洲人神往。
500多年后，当马戛尔尼带领英国使团访问中国时，看到的却是盛名掩盖下另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朝廷官员愚昧无知，贪腐严重;绝大部分国民目不识丁，触目所及只有普遍的贫穷;军队腐朽不堪，士兵衣衫不整，用的还是刀枪剑戟之类的冷兵器。
不同时代的两个欧洲人，描述的尽管是同一个中国，但在时空转换之际，不难看到近代中国人生活的每况愈下。
1840年，中国GDP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少得可怜，普通人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而同期的西方，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人民的生活正走向现代化。两次鸦片战争更是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旧中国末期，人民生活十分困顿，民不聊生是真实写照。1949年，中国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8.9公斤，人均布匹只有3.49米，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吃不饱、穿不暖是那时中国人生活的常态。新中国建立初的1950年，在列入统计的世界141个国家中，只有10个国家的人均GDP低于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更多更好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画出了新中国70年的美丽图画。
70年来，我国飞机制造业和国防工业经历了辉煌的发展历程。1954年7月，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的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初教-5首飞成功，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嘉勉信。2006年3月，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研制的新一代高机动性、超声速高级教练机L-15首飞成功，这是中国航空型号发展中第一个在设计上达到国际最先进技术水平的机种。从初教-5到L-15高级教练机，见证了我国教练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传奇。上图为L-15高级教练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图)。下图为初教-5(新华社发)。
70年，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基本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18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比1949年增长566.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长达6.1%。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吃穿不愁，住得更舒适，出行更方便，生活得越来越幸福。
吃饱肚子是中国老百姓孜孜以求的梦想，但历朝历代都圆不了这个温饱梦。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才端稳了饭碗。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有2264亿斤，70年中先后迈过11个千亿斤台阶，现在已连续4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中国人吃不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习近平总书记回顾在梁家河的知青岁月时，曾动情地说：“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今天，饱餐一顿肉早已不是梦想，吃得健康成了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对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来说，粮食消费为主已经是过去时，肉、蛋、奶消费量正在不断提升，“油瓶子”、“菜篮子”、“果盘子”应有尽有。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见证了新中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1909年，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了第一条干线铁路——京张铁路，从此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修建中国铁路的局面。2019年底，我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京张高铁是第一条首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智能化高速铁路。上图为2019年9月19日京张高铁全线展开接触网带电热滑试验(人民图片 李忠民/摄)。下图为京张铁路青龙桥车站附近的人字轨——这是我国著名工程专家詹天佑的创造性设计(新华社发)。
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对物质和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一般来讲，恩格尔系数越高，生活越贫困，系数越低，生活越富裕。1949年，食品支出几乎就是一个家庭消费支出的全部，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80%、90%左右，可以说大多数人民处于贫困状态。2018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28.4%。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低于30%，就进入了“最富裕”国家的行列。这一指标未必完全科学，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大幅度提高。
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医疗卫生水平很低，且大部分医院集中在城镇。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就。2018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9.7万个，比1949年末增长271倍;卫生技术人员952万人，增长17.8倍。医疗卫生等生活条件的改善让今天的中国人更长寿。1949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此时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高达68岁。201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比1949年翻了一番还多，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还不算富裕，但70年来的发展成果一定是惠及人民的，发展一定是造福人民的。中国创造了足以彪炳世界发展史的减贫奇迹。按现行贫困标准计算，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到1.7%，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今天，我国农村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全球每100人脱贫，就有70多人来自中国。当年，方志敏烈士牺牲前曾畅想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他心目中的“可爱的中国”已成为现实。可以告慰先烈们的是，中国人民正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三、国际地位从任人宰割到屹立世界东方
15世纪初叶，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完成了7次下西洋的壮举。第一次下西洋，郑和的船队拜访了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使明朝声名远播。
16世纪，在世界现代化即将起步之时，中国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的国家。郑和下西洋的盛举说明，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胜过同时代任何一个国家，17世纪以前中国曾经堪称海洋大国。
中国GDP总量优势一直保持到了18世纪中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分析，1750年世界制造业产量，中国占32.8%，整个欧洲占23.2%，日本占3.8%。曾经的中国，国际地位举足轻重。
然而，1840年，英国区区几十艘战舰、几千人，打败了人数众多的清朝军队，中国在以现代工业为后盾的世界列强面前羸弱不堪。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以失败告终，从此列强轮番侵略，中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铁路、航运、关税、部分地区的司法乃至防务旁落。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到1949年时，中国国力衰弱到了极点。据有关研究，1949年中国部分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印度相比：发电量，印度是中国的1.14倍;钢，印度是中国的8.67倍;原油，印度是中国的2.08倍。
弱国无外交。中国虽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国际上毫无发言权。抗日战争胜利后，西方列强的军舰仍在中国内河肆意通航，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一起垄断了主要工业，中国人的前途命运仍旧掌握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手中。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道路。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充满激情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桥梁连接五湖四海，见证历史沧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座座中国桥记录了发展奇迹。武汉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路和铁路两用的长江大桥，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今天，中国桥梁建设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桥享誉世界。上图为杨泗港长江大桥，这已是武汉第十座长江大桥，也是世界最大跨度双层悬索桥，该桥于2019年9月21日通车运营(中新社发 赵广亮/摄)。下图为1957年10月15日，披绸挂彩的汽车队在万众欢呼声中驶过武汉长江大桥(新华社记者 李九龄/摄)。
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粉碎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封锁，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力量的广泛支持，引领中国稳步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70年后的今天，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包容的自信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今日中国是世界工业大国。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目前，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联合国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0798.95亿美元，占世界比重的24.5%，比第二位的美国多出近万亿美元，几乎是第二位美国和第三位日本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目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今日中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力量。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623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比重的11.8%;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791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比重的7%。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自2013年起跃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游市场。当前，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的情形下，中国坚定支持和捍卫自由贸易，不断引领和促进全球贸易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大国的自信、责任和担当。
今日中国是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2018年，我国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达135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我国不断加大“走出去”的步伐。1982—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25.2%，2018年达到1430.4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对外投资国。进入新时代，我国人民币跨境使用大幅增长，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中国正成为影响全球投资与金融的重要国家。
今日中国是世界主要的对外援助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向经济困难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截至2016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3000个，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2019年9月，新就任74届联大主席的提贾尼·穆罕默德_班德称赞中国，“中国的发展成就惠及世界”，“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今日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发展前景更加自信，在发展好自身的同时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南南合作、金砖国家合作和二十国集团合作。截至2018年9月，中国累计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积极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目前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积极参与以WTO改革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70年沧桑历程，70年改天换地。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史，正是中华民族日益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70年间，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为具有重要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带动作用越来越大，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版图和世界发展格局。70年，世界见证了中国全球坐标的位移，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
中国从1840年的虚弱落后，到1949年的历史低点后奋起，再到今天的强国新貌，时光荏苒，斗转星移，真正是换了人间!
第7篇: 经济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深刻地阐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认为讲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定调。习近平将改革开放定在一个非常高的历史地位。改革开放40年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处于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同的历史地位。事实上，这与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脉相承、前后呼应。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站起来，因为在此之后，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得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的40年则使中国人民富起来。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8843美元，已接近发达国家10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准。所以说，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是可以跟建党建国相提并论的重大的历史性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
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习近平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是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变得更好、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更成功、人民的获得感更高更强。
同时，习近平也全面地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正是正确地把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在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跟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在实现的路径上坚持试点先行与全面推进相呼应。对外开放4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全面开放。在这三个阶段的每一步开放措施中，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试点先行，然后全面推进的做法。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先摸着石头过河，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加以顶层设计，统筹兼顾。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
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迈上新的伟大征程。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这个指示既高屋建瓴、又高度自信有底气。这对中国如何改革做出了方向性的战略指导，也可以说是这次报告的点睛之笔、精髓所在。
习近平讲到，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根本上来讲，未来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人口老龄化、国际外需疲软、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因此，在新时代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充分挖掘制度优势、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扩大开放市场规模降低贸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
今后的对外开放该怎么改?党的十九大已经做出了方向性的规划。今后中国的开放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开放。今后的开放中，应该改革丰富我们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在我看来，不应该把出口的主要目的国过于集中在美国和欧盟，而宜扩大到其他包括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同时也应该扩大对金砖五国中的出口。同时，积极推进中国自贸区的建设。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地区全面经济合作伙伴的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宜有所侧重，由于中国跟东盟十国经贸联系比较紧密，应该优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做好与陆上丝绸之路在产能方面的合作。
再次，在对内改革方面，应着力于区域经济建设，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带动辐射全国经济的发展。当前最重要的两个区域性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金融、产业、科技为一体的新型湾区。而雄安新区应该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高端服务业为主的新型智慧城市群。
中国改革开放：惠及本国及世界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及：“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40年的发展成就是靠自己砥砺奋进的努力中获得的。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加入WTO后在贸易全球化中占了很大的便宜。对此，我认为这是十分片面的观点，因为中国加入WTO不只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好处，更多的是给全世界的人民，特别给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更低的物价，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加入WTO对世界做出了贡献，其实比给自身带来的好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第二，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经过这40年的改革开放也为发展中国家如何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一个工业体系高度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中等收入国家做出一个模仿的、典范的例子。中国的许多经验，甚至是以前走过的弯路都值得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当然，更多的中国成功的经验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用自己的努力探索出一条人类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迈向发达国家行列的一条光辉的道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学习。
第三，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情况下，中国积极主动正面地推进贸易全球化，倡导减少贸易顺差扩大进口，推进深度的全面开放。这些都有大量铁的事实来推进贸易全球化。所以，习近平所强调的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上或者口头上，而是真正大力地付诸了行动。中国以自己对贸易全球化的贡献对构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大同世界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第四，中国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坚持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表彰大会上，有外国人士出现在100位改革先锋当中。这说明中国努力推进贸易全球化，中国的发展不是闭关锁国的发展，而是一个高度开放、海纳百川的发展。中国不仅本国国民经济得到发展，而且在中国本土市场上也是许多外国投资者的乐园。这些从中国的投资数据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东道国。外商对华的投资占到了全球对外投资的8.5%以上，这说明，中国的开放不仅惠及本国人民，同时也惠及了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民。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可以在新时代里进一步地推动改革开放，创造更伟大的中国奇迹，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8篇: 经济发展历程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687.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677.8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5.5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3.9倍和1.9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3.1%、18.1%、16.1%。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18.1%急剧跌至，40.6%，拉动经济增长由2.5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3.7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4.9%、21.6%、19.9%、22.5%、32.4%、19.5%、11.7%、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7.7%、9.6%、10.4%、12.2%、8.4%、9.8%、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4.3%、6.8%、6.2%、7.4%、9.5%、8%、8.5%、10.9%。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20.7%，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9.4%，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7.7%，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26.6%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第9篇: 经济发展历程
1、改革开放前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1.1保护和扶助时期(1949-1953年)
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一些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即“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些规定为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从这一系列的政策中可以看出，党和国家正是依靠鼓励扶持的政策，使得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但1952年1月，中央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五反”运动，标志着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保护”政策的终结，开始转入以“限制”为主的政策。
1.2改造和限制时期(1953-1956年)
1953年9月24日，党中央在庆祝国庆四周年上提出了“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造”的目的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这一时期，由于党的政策致使个体私营经济近乎绝迹，给人们生活造成很多不便。中共八大前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作出了适时的调整。遗憾的是，这些理论和政策尚未贯彻到底，就被“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大跃进”运动中断了。
1.3调整和退回时期(1957-1978年)
反右斗争以来，国家社会形势趋于紧张，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打压政策也逐渐升级。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党对我国主要矛盾判断失误，致使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愈益偏“左”，否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对私营经济采取了取缔、消灭的政策。
从1966年开始，在“左”倾思想错误的指导之下，大搞“穷过渡”，片面地强调发展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将我国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的不合理性推向极端，超越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相当一部分生产要素不能与当时的生产力有机地组合。这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非公有制经济己经所剩无几。
2、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
2.1恢复和重建时期(1978-1992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同时也开始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转折时期，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两方面指导性的政策。一方面，扩大地方、企业和农村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生活好起来。
随着党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在1988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的提出“要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同年的4月，召开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并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些也就为私营经济的地位提供了应有的法律保证。
2.2支持和引导(1992-1997年)
把非公有制经济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党进一步解放思想。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1995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在某些地方和行业中可以占优势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市场中可以平等竞争。这些就促使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2.3巩固和稳定发展的时期(1997年-今)
从1997年十五大以来，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党的十五大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3月，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法律上对非公有制经济20年来所做贡献的肯定。到21世纪初，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结论
回顾建国以来我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曲折历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度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条件下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当作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原以为按照这样做就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问题上有了科学、客观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重新认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党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经验教训。当今的经济实践给了我们更加肯定的答案，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是对立关系，而且还是合作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大胆地学习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方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
第10篇: 经济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一个农业国，近代以来又饱经战乱，新中国的工业化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尤其薄弱，这是中国过去长期积弱积贫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说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但生产力的大发展，却总是在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一个不发达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中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为了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不适应工业化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大经济成分又可以简单归为三种成分，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国本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存在大量的手工业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几亿农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改造成集体所有制经济，把私人手工业者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对农民的改造采取的是循序渐进步骤，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三个阶段；对个体手工业者，也是采取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三个步骤。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和平赎买形式，也经历了从初级向高级转变的三个阶段。第一步，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私营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商业中采取委托经销、代销等形式，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也使其生产和经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第二步是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向私营企业投资入股，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和资本家共同所有，企业经营管理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第三步，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生产关系就发生根本变化，基本上成为社会主义国营性质的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官僚资本主义，则是采取直接没收划为国有。
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是生产力均衡布局
受苏联均衡配置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也是以均衡配置社会生产力为目标的。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约70%以上的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从工业总产值看，1952年沿海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70%左右，内陆仅有30%左右。新中国成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直接的外援来自苏联，而苏联援建的项目约80%落在内陆中西部地区，这是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地缘经济政治使然。自“一五”起，均衡配置生产力的政策就已取得成效，“一五”末内陆工业总产值占比比期初提高近3个百分点，从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恶化，中央提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拉开了长达10年的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开始了进一步西移。“三五”期间，三线地区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达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多；“四五”时期，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仍高达54.4%，其中三线地区仍占41.1%，在西南、西北、豫西、鄂西、湘西与晋南等地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
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全面推进。引导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工业化建设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的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739亿元，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43.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可比价）；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增长128.6%，在工农业总产值占比变为56.7%。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初步奠定了新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
客观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偏差
当然，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差。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在思想上急于求成，对农业、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过于追求纯粹的单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只注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公有制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认识严重不足。这是导致后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置原因。
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导致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重工业比重长期在58%－67%，而轻工业比重只占33%－42%，影响人民生活并进而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线工业均衡布局生产力，发展内陆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缩小区际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均衡生产力布局抑制了沿海的既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发挥，使得我国整体投资效率低下。沿海地区由于发展受到限制而不能给内陆提供更有力的工业支持，也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个西部内陆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变得非常突出，促进内陆发展的均衡布局生产力，实质上并未改变内地生产力整体落后的面貌。
第11篇: 经济发展历程
如果从以新航路开通和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全球化标志的15世纪末算起，到现在的500多年间，经济全球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三次具有不同特点的经济全球化。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统治的时期
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历史轨迹，概述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使人们对世界各大洲国家和地区的全貌开始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与认识，其深远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第二，在欧洲国家对亚非拉国家开始殖民的前夜以及殖民过程中，也曾给这些洲区的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理念与文化，在客观上是起了启蒙和帮助作用的。
第三，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北方国家，对东方、南方国家长达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给被殖民国家的广大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激起被殖民国家的人民不断进行反侵略反压迫反殖民的斗争。
第四，西方殖民主义者制定和推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极不公正的经济政治秩序。
第五，在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形成了巨大的贫富鸿沟，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爆发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六，在西方国家之间，由于争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争夺殖民地，不仅造成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划分，而且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接连不断。
第七，正是由于几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所积聚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形成了总爆发。这个总爆发，既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世界大战上，也表现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普遍觉醒及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上。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是东西方两个阵营相互对立的时期
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历史轨迹，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期间，1917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爆发并取得胜利。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又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
第二，在亚非拉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掀起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
第三，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和学习，结成了一支争取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间，虽然世界上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却依靠这支强大力量有效防止了新的世界性大战的爆发，从而为世界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安全保证。
第四，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原则或政策，采取向劳动群众增加社会福利和其他改善民生的措施。这也是有利于西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技术发展的。
第五，由于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立和两个市场的分割，特别是由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经济局面，对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来了许多不利的严重影响和制约。
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些西方大国严重削弱、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的时期
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述它的主要历史轨迹。
第一，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客观上为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各国各地区，在全球的统一市场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地实现各自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经济条件。
第二，美国在苏联解体以后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依仗自己的超强实力，在政治上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挑起民族冲突，制造局部战争;在经济上推行以经营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并同其他一些西方大国一起，以此来主导经济全球化。然而，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几乎席卷了西方世界。这次经济危机带来社会政治危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出现的最深刻的危机，它的发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而归于失败。
第三，东方的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国发展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充满着新的生机和活力，正在成为促进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
第四，除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等。中国同这些新兴经济体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体、金砖五国等协同组织形式，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并为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为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中主持公平正义，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及地区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有的西方大国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通过经济全球化从西方大国中获取了他们的财富，抢了他们的市场和技术专利，从而挑起贸易摩擦，无视经济全球化所通行的多边合作体制与规则，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搞民族利己主义。
未来经济全球化具有新的形态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历了三次经济全球化，至今仍在继续，未来也仍将持续。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命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紧密相连、存亡攸关。而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又是以构建经济利益共同体为基石的。所以，经济全球化是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世界经济平台与必经之途。
但是应该看到，这三次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第三次经济全球化，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积存了不少问题，面临着不少挑战，存在不少弊端。
现在妨害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主要流弊在哪里呢?概括起来说，就是运行的主导模式落后了，运行的路径出了偏差，运行的一些规则和思想理念存在错误。
一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主导模式来看，经济全球化一直主要是由一个或几个西方大国即几个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实行与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未能真正参与共同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这是不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的。
二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路径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运行的路径中，在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一些国家一直存在搞保护主义、利己主义的现象，特别是近年来有的西方大国公开打着“自我优先”的旗号，无视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多边经济技术合作体制等经济全球化运行的通则，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利己主义。
三是从经济全球化运行的一些规则和思想理念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开始以来的数百年间，一直盛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思想理念。进入21世纪，各国人民要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大国还在奉行这样的“法则”和“理念”，这还不是严重的时代错误吗?正是由于这些“法则”和“理念”的盛行，才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巨大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严重影响世界和地区的稳定与共同发展。现在是到了应该用新的法则和理念来取代这些陈腐的“法则”和“理念”的时候了。只有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民，共同正视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特别是积存的弊端，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共同寻找到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和消除弊端的新办法新措施，共同确立经济全球化运行的新模式、新路径、新规则和新理念、新指导思想，才能使经济全球化摆脱当前的许多困难和困惑，实现向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转变。
未来要实现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是第四次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从而形成为新的形态：它应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不仅共同参与同时也共同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继续坚持和维护实践已充分证明是正确有效的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合作体制、多边经济技术合作体制等规则体制，并不断加以完善、创新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消除了霸权与强权、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而实行真正体现民主、平等、公正、合理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全球化;它应该是有利于不断地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安宁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经济全球化。应该坚信，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的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是一定会到来的，而且它一定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更加广阔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世界经济平台，奠定更加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12篇: 经济发展历程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1]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继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2]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解放区，积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约占有农村70～80%的耕地，他们以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总数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则只占有20～30%的耕地，他们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地主阶级不仅凭借占有的大量土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且与官僚、特务勾结在一起，任意欺辱和鱼肉百姓。双塔村地主王汉章叫佃户马义山出差，因事晚了点，王汉章即用皮鞭将其眼珠打淌。喂马的长工巩荣石无辜被王汉章活活打死。此外，不少大地主还养着“团防”，作为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劳动人民，已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2]中国共产党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领导农民开展打倒土豪劣绅和反对重租、重息、重押、重税等斗争。十年内战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
第13篇: 经济发展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持续关心关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深入阐述了新的历史方位下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科学回答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紧要、最现实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重申“两个毫不动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个没有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坚定发展信心，努力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述了我们党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廓清了迷雾，极大鼓舞了民营企业的创业创新热情。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发展依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没有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非公有制经济就必然要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没有变”，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向全社会释放了清晰无误的政策信号。这既是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注入的一剂“强心针”，也是给民营企业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极大地鼓舞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热情。
非公有制经济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时一刻都离不开党在把握方向、谋划全局、制定政策和推进改革等方面的统领驾驭。正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实现了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每年创造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和超过50%的财政税收，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将与公有制经济一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非公有制经济应成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活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企业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创造精神，正确认识、积极适应新常态，争取新常态下的新作为、新提升、新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不少民营企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出现了要素成本增加、生产经营困难、创新意愿和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需要看到，这些困难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遇到的正常现象，不能因此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更不能说成是“国进民退”，把民营企业出现的困难归咎于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要解决当前的困难，唯有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体制机制变革，加速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努力在新常态下有新作为、新提升、新发展。广大民营企业家要准确把握大势，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发展理念，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信心、奋发进取，力争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二、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用行动诠释“三个没有变”，推出了一系列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举措，并接续出台了一大批相关政策措施，形成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非公有制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而非公有制经济对市场信号反应敏捷、生产灵活性强、能够更好地满足个性化需求，因此，着力打造一个有效市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依靠推动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和完善市场机制，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体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持续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优化制度环境，稳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预期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民营企业家吃个“定心丸”，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稳预期、稳信心。稳定预期和信心，关键在通过优化制度供给，把“三个没有变”的政策落实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运用改革和法治的手段持续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体制机制上，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明确提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允许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兴办各类事业。这些重大举措，提振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推动政策落地落实，增强民营企业的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企业的困难和企业家的心声尽知其详，针对政策执行中的“三门”现象和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他既指明了问题、提出了要求，更强调要把握好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关系，强调“必须下决心解决”，“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让民营企业真正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强化政策质量和透明度，不断提高配套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帮助企业“搬三山”“开三门”；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地力度，确保各项政策百分之百落到实处。通过完善金融体系、放开市场准入、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广大民营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政策落地中真正体会到了“三个没有变”带来的获得感。
三、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绿色清廉的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应该为君子之交；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原则和方向，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指明了道路。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中国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环节。政商关系自古是难题，也是近年来的舆论热点之一。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各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亟须稳定经济发展环境，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过去，有的民营企业家习惯于靠关系、靠人情、靠金钱办事，把商业贿赂当成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既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也腐蚀了一些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压反腐、铁腕治吏，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一些政府部门却出现了以反腐为借口，对民营企业家“退避三舍”，在提供正常服务和发展环境上缩手缩脚，而一些企业家遇到困难也不敢去找政府，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廓清了长期以来处理政商关系存在的误区，对我国改革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型政商关系贵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义是政商在边界分明、各就其位、彼此清白、公开透明、依法依规的轨道上良性互动。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高度概括的“亲”“清”二字。形成“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打造绿色政治生态、构建公正市场环境、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必然要求，需要政商两方面共同努力。要在“有交集不能有交换，有交往不能有交易”的前提下，健全党政干部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经常性沟通联系机制。“亲”是普惠的亲，一视同仁的亲；而“清”作为政商关系的底线，既是对党政干部的要求，也是对企业家的要求。在“清”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亲”情，才能产生共同奋斗实现中国梦的巨大合力。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都要依法依规，坚守底线，做到不触法律底线，不踩纪律底线，不违政策底线，不破道德底线。
做“亲”“清”政商关系的积极践行者。对于党政干部而言，要对企业家“亲”上加“清”，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在“亲”商中以甘当“店小二”的理念积极作为、靠前服务，确保各项政策有效落实，推进政企和谐。要注重廉洁自律，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在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不越法、不逾纪、不谋私。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要在“亲”政中守法诚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光明正大搞经营，遵纪守法办企业。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献良策，斩断投机杂念，不行贿不违法、讲诚信守承诺，由“靠关系”转向通过收获创新红利做大做强产品和品牌取胜，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不断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14篇: 经济发展历程
现阶段中国经济一些“现象性”问题主导着人们的判断：GDP高位运行、股市火爆、物价飞涨、就业太难……就这些现象而言，能否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不和谐的发展状态中；如果这样认识，那又怎样理解，在这样态势的带动下，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快速增长呢？
本文作者将目前中国经济归纳为六大特征，客观的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中国经济“百象图”，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后发性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就全世界而言，现代化过程是各国相互关联、相互竞争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的跨越。
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先后出现三次现代化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43年时间追上英国；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花了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日本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它创造了从1820年到1992年期间人均收入提高了28倍的世界纪录（年平均增长率1.95%）；第三次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花了30年时间追赶西欧国家。
因此，国家从现代化角度看可以分为先行国和后进国，先进国和落后国，追赶者和落伍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可以分为创新者和追赶者，主导者和模仿者。所谓后进国是指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国家。按照格申克龙（Gerschenkon）所说，后进国与其说是在某一点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发动工业化和进入工业化时这一问题上，发动（进入）时间相对滞后的国家。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进国，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称为后发性经济。
转型中的经济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涉及29个重要国家近16.5亿人口，是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中国目前以及相当长时期也都处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变革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挑战。
当前，集中体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实践中已经遭到失败，而根本不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标准处方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只是初步建立。
在比较长的时期，中国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行政管理、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关键性领域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需要突破；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要看到，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是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才达到现在的成熟完备的水平。所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完善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时，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
成长中的经济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追求像发达经济体那样的的平稳增长，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理想目标。然而，当今世界上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却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成长中的经济，一种是停滞中的经济。
成长中的经济，从近期看，都是问题成堆的，比如说，工人下岗、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生产安全事故不断等。但是每隔5年或10年回头一看，就能看出经济的巨大变化。停滞中的经济，从近期看，好像问题并不突出，隔了10年回头去看，发现变化不大，这种经济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几乎是停滞。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一直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认为，成长中的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特征。从这个特征来看，我们要允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并努力把这些问题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这就像骑自行车，骑得必须快一点，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走钢丝必须往前走，“走”才能保持平衡。从中国经济的这个特征出发，就必须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
大国经济
从国际化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战略，有大国战略，也有斯堪的维亚半岛的小国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以前不被人当成大国来看。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采购和国内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影响在上升，中国的大国形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大国战略。大国战略的含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我国首先要争取一个大国的国际环境，要从世界规则的接受者走向世界规则的制定者。以前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设想太少了，建设性不够。
第二，我们要兼顾国内国际政策协调，在汇率政策、利率政策上，我们的国际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完全有办法以正面的、巧妙的办法回答和解决外界的疑问。
第三，要从追求双顺差转变到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一味的追求双顺差，会有很多利益损失。
第四，内需为主非常重要。国外形势好时对于我国经济有拉动，国外形势不好时我们说“这边风景独好”。因为我们是大国，不会受特别大的影响，内需很重要。
社会主义经济
有不少人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不喜欢或不愿意承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其实，经济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孤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它更多的体现了社会公平。
在谈到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时，邓小平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是我们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他说：“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小康目标所达到的一万亿美元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但是，必须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非均衡经济
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对中国基本国情做出了如下精当的概括。
第一，“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即过去50年中国长期形成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它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
第二，“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根据人均GDP划分收入组，中国存在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指已经进入世界高收入组的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2%；第二世界是指世界上中等收入组的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低收入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贫困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中国因此成为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
第三，“一个中国、四种社会”，即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重50%的农业劳动力构成的农业社会、占全国总就业人数23%的工业社会、占全国就业人数22%的服务业社会和占全国就业人数5%的知识社会等。上述三大特点，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并存，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社会差距同在。
第15篇: 经济发展历程
内容提要：文章从经济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人们需要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并从理论创新的目的出发，讨论了为什么需要以批判性或者另类的思维方式研究经济发展；从方法论角度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正面和反面范式，作为批判地研究经济发展的例子；同时简要介绍了可以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经济学说史中若干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化事实概括。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批判性思考/思维范式/特征化事实
作者简介：蔡昉(1956-)，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包括“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以回答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所有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中国经济。另外，明白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练。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技，只能束之高阁。理论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的，直接观察现实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一方面，描述现实不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一点的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另一方面，尽管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错误的结果。
其次，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是错的。而且历史记录可以是客观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是主观的，诸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都不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它的影响。
最后，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需要抽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按照理论逻辑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今、洞悉未来、见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的抽象性质。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价》。1919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巴黎和会。在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德国赔款的时候，凯恩斯匠心独具地看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要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的战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们接受，但是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二战”之后，美国一改以往要求赔款的做法，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思想的开花结果(阿兰·曼，2009，第七章)[1]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经历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发展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模式，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论。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做了抽象。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称为转折点的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个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的、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常长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异质的，拥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其实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但由于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阶段变化。即是说，时间太长把所有的区别与特征都拉平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够的抽象，研究这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里德曼所讲，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说清楚了。我想他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功利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经济学，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发展事实，固然应该当作一门公众的学问来研究，而不仅仅是为了搞纯粹的经济研究，应该超越这个直接目的。我所强调的是，学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
首先，作为公职人员来说，认清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潮流、未来的走向，对于日常工作的判断也具有帮助。其次，对做企业的来说，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经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怎么变成商机，怎么变成经营中必须避免的误区。学习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事实对此意义重大。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人理财也有帮助。最后，培养一些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确的人生抉择都会有帮助。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对社会认识得越多越透彻，能够抛开凡人琐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二、创新理论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或者说从纯粹的方法论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更具有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抽象的空间。对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从商、从政、做研究的人无疑都关心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标，但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却是共性的，即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本文副标题就是“一个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实不仅仅是另类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用的”。随后，我们将说明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途径。
加尔布雷思提出“传统观念”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传统观念巨大的惰性是社会性的、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现存理论解释俘获了。凯恩斯也说过，政治家无论承认与否，其实他们都是某种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理想的状况是都应该有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自己要解释现实，哪怕是另类的理论。但是，如果不知道别人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类，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创新的？因此，理解别人的理论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反复琢磨。接下来进入到批判性思考过程，着眼于学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有一种新的、更加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学过且过、来单照收。
怎样形成自己的思维范式，或者说怎样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呢？一种方法是，不断研究，问题越来越深入，最后培养出自己的一套东西，培养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风险，换句话说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读博士学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具体事情(当政府官员、从商)，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或者读MBA。有人统计发现，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只有5%的人成为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家的含义也存在差别，我们过去认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响的才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在美国，以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就被称为经济学家。在这5%中只有更小的比例有创造性成果，也就意味着，仅仅靠自己不断地做那些不能升华到创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找路径，分析自己过去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找到下一层次的路径。我们常常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式也面临着转变，在疲于奔命完成课题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变成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生产者，不断的投入(体力、脑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养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环，提高就很有限，离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渐行渐远。
三、批判性地思考的几种思维范式
一些常见的不正确思维方式，总是把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向错误思维。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问题，来自于平时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借着这些思考一些问题，虽然非常不完整，没有讨论方法论中很多成形的、比较系统的思维框架，只是结合我自己在阅读中见到的，并于研究中进行过思考的一些逻辑要点或者误区整理于此，以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为所致”
这句话来自于拉丁语“posthocergopropterhoc”，译为英语是“afterthis，thereforebecauseofthis”。关于该逻辑谬误的中文表述是，“既然这个事件在上一个事件之后发生，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由上个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简化为“于此之后(posthoc)”。简单地讲，这是在说明一种错误的因果假设，例如错误的原因、偶然的关系或者是非因果关系。这种逻辑谬误与“因为如此，所以这般(cumhocergopropterhoc)”存在微小区别，posthoc逻辑谬误强调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种谬误关系。例如，春节和明信片之间的关系，在春节前发送明信片，按照时间顺序，错误的推论是：由于先发送明信片然后才产生春节。
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在早期，比如经济学研究初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人们还不知道计量，这个问题可能还少一些，尽管有人是正确的因果观，有人是错误的因果观，但是错误的因果观没有成为普遍现象。但是随着经济学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错误因果观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济学家中有一半人是错误的因果观。我们的学生学了计量，特别是计量学的不错的，最容易落入这种“于此之后(posthoc)”陷阱。
另外，目前在学者中存在的一个常见现象，是阅读文献时首先看用了什么数据，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数据，然后就去看模型估计方法，最后做出结果。人家都做过了，还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论的分析，理论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有一种不好的导向，鼓励人们在数据和估计技巧上花样翻新，误导年轻学者，使其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应该反复提醒自己尽可能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因果是客观存在的，但观察不到客观存在，如果从客观出发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节后来。因此，只能用理论看因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因果观。
(二)“反设事实”
一种值得正面推荐的方法是所谓“反设事实”法，英文为Counterfactual。反设事实思维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了人们有设想实际情况对立面的倾向。人们经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事物会完全不同，去设想事物将会怎样。可以理解为，通常认为历史发生过一个变化，随后产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变化，但是，作为逻辑起点，假如作为因的变化是不真实的，即假如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随后的所有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问题时需要想一想，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事件到底真实不真实。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个时间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不是计划经济，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如果计划经济不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为了加快工业化，那么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中国要搞计划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又会是什么结果。研究中大部分时间都会与过去的事实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实是否成立。当起点事实发生变化后，某些原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起点事实，不设想不同的起点事实，不用理论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因此，善于提出假设，重现假设历史，都可能是培养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Fogel)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的两个与所有现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且经计量经济史方法检验的观点。[2]一个是美国的奴隶制。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如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为了推翻它却是通过战争，花费巨大代价，而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转变来改变。他回到起点进行研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发现，南北战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原点上。另一个例子是贯通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认为东西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美国经济加快西进。这里，他也回到原来的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释美国经济快速的增长。
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的方法论，也建立在“反设事实”的出发点上。他整理的各国经济历史数据，在实际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了发掘这些数据在方法上必须有假设，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才能回到原点把“没有”变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设事实的方法。
我和同事写过一篇关于剩余劳动力估计的文章，设问“假如农业劳动力不再剩余，会发生什么”。剩余劳动力估计本身并不需要反设事实，只是一种反传统观念，但逻辑上继续推演，就是反设事实方法了：如果剩余劳动力不再是1.5亿或者2亿，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结论可能是错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被夸大；农业技术进步也不再是劳动使用型，而可能是劳动节约型。
(三)“传统观念”
加尔布雷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主流经济学家当做另类，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有许多一流的大师级人物宣称要抵制他，不参加会。但最后这些人还是都到会了。虽然他们众口一词地进行批判，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巨大影响，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经济学家，但是不会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当过总统的顾问、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却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中最大的。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富裕社会》[3]就是批判传统观念或传统智慧(conventionalwisdom)，其中第二章阐述传统观念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学家有谁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够持久地变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他是唯一的，例如传统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尔布雷思的意思是，当反思最经常接受的观念或理念时，很可能发现它们已经过时。创造这些概念时可能进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时期相对的真理、相对的规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解释今天。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出现的时候遭到了众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国。凯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当·斯密、马歇尔流传下来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凯恩斯的时候这些理论即为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也认为，随着凯恩斯被人们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为传统观念。不打破、不怀疑传统观念，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思维，甚至是在不断地试图验证这些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最大的问题，即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陷阱的原因是，我们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权威。如果当今有人提一种理论，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辈人、甚至是我大学同学，那么即使是正确的，我都会说这是错的，很自然地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这个人已经被称作大师，成为很权威的学问家，那么我就不会挑战，我接受他的观点就变成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传统观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认为是对的，但转身之后又回到传统观念。
以中国人口的数量为例。许多人动辄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16亿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都知道，中国人口甚至不可能达到15亿，即使在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16亿只是最初的预测，然而预测需要随着变动不断调整。比如说世界银行最初预测中国GDP增长率在某年是8%，如果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了10%，那么世界银行必须立刻调整。同样，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就必须调整预测，调整至今无论怎样也不会有16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无论怎么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亿，人们也承认你的权威，但下次他们遇到这个话题时，依然还是讲16亿。仅是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传统观念并不是单指是否接受新证据，更是指支配思维的观念。
如果面对有相同学术规范的经济学家，我把所有该质疑的都质疑了，你也解释清楚了，其中没有错误，我也认同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证据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不变。加尔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剧叫《不确定的年代》，质疑弗里德曼所坚信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担心人们会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选择》。质疑传统观念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规范不健全，很多所谓事实都是错的，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即使有些东西曾经是对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经错了，可我们依然当作事实来接受。
(四)“皆因一根钉”
另一个有助于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骤，是关注逻辑细节。以一首诗作为这一段的开始：Forwantofanailtheshoewaslost;Forwantofashoethehorsewaslost;Forwantofahorsetheriderwaslost;Forwantofariderthebattlewaslost;Forwantofabattlethekingdomwaslost;Andallforthewantofahorseshoenail。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这样：只因少根钉，蹄铁无踪影；只因少蹄铁，战马送了命；只因缺战马，大将竟牺牲；只因缺大将，战争没打赢；只因输战争，王国一命终；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
引用这段是要说明，在进行大胆假设之后，还要小心求证。中国传统的所谓小心求证，也是粗放型求证，努力发现为我所用的材料。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东西，仍是理论逻辑。数学使经济学分析更加严密，对于大脑来说，有人天生严密，有人天生跳跃，因此不用数学约束大脑时，担心缺乏逻辑性和每一步骤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创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见得一定会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理论进行严谨的推理及检验。
建筑理论大厦，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论小屋，也是要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起来的，没有这些材料不行，类似于没有马钉。但还要有结构，没有结构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个逻辑中细节最重要，苛刻地讲，没有细节就没有逻辑。以我们自己为例，整个研究论证的细节远远不够完美，这需要长期培养，谁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渐提高，不断臻于完美。
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完美，为了创造，就应该使细节完善，哪怕是没有人能够看出来的细节，也产生一种美感。理论上、逻辑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悦感。另外，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个精英，你能挑出其他人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是把群众加总起来之后形成的判断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确的研究观，自己获得理论的满足，期望做出真实的贡献，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逻辑细节。
四、关于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愿意尝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要从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入手，特别是有些可能涉及经济史上著名的争论，譬如说解释李约瑟之谜。可借鉴的是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特征性事实的概括。经济学文献中，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轻易称为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只称为事实或特征性事实(stylizedfacts)。尽管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成为研究和观察问题的起点，按照这个“事实”进行另类研究，研究事实本身的变化，思考如何检验这些事实。如果发现某些“事实”是错误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论。
面对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既然能把它们称为特征性事实，说明做了足够的研究分析并进行了概括。因此，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点，已有的研究要经常放在这些框架中进行检验，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关注特征性事实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没有足够经验的时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实作为一种参照。例如，使用中国的数据做一个计量研究，发现结论在某些特征性事实中陈述过，那么会更加确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对相关陈述进行检验，验证它们在中国是否仍是事实，增进自己的认识。
(一)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
在我研究的早期，读的比较多，引用也比较多的，是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概括。近年来，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则存在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向哪里呢？库兹涅茨研究的正是关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库兹涅茨用了六个特征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概括(西蒙·库兹涅茨，1997)[4]。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中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两者都是这些国家以前可观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速率的较大倍数。第二个特征，每种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以往未曾有过的速度。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包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和与此有关的企业类型变化，职业状况变化及其他方面变化，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第四，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应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第五，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通讯和运输方面，造成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现代经济增长传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应，占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既有技术潜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国正在跨向刘易斯转折点，按照已有的概念转向现代经济增长，可以依据这六条标准进行参照。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这六条标准的现代版本，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这六条标准中的某些可能已经不太准确，也许当年日本转型时可以把它作为标准来判断，但是现在它可能不是更为本质的标准或特征。
(二)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
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是这两位作者(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10)[5]总结20多年经验所提出来的，特别强调收入分配的发展事实，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二，财富差距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1960-1985年期间基本稳定。第三，财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来越富裕，但是穷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因此，没有绝对贫困陷阱。第四，既有发展奇迹也有发展灾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是说经过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有的国家是经历了发展奇迹，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有的是经历了发展灾难，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是他们概括的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有关的，或者说趋同还是趋异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察。
(三)卡尔多事实
卡尔多与凯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贡献可以与凯恩斯相媲美，他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颇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却远远不能与凯恩斯相比。卡尔多(Kaldor，1961)[6]关于经济发展的事实一共有六个：第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第二，人均资本也相应保持持续的增长。第三，从长期来看，利率或者是资本回报率是比较稳定的。第四，资本产出比例也是稳定的。第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为快速发展的国家之间，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着显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现象都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关系。例如，在讨论初次分配时，我们就要回答过去30年中，资本和劳动相对回报率如何变化，是否资本份额提高，劳动份额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读卡尔多学术传记时看到，在卡尔多在世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认为所谓的卡尔多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许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检验卡尔多事实，或者否定卡尔多事实。
(四)新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andRomer，2009)[7]提出的，新卡尔多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idea)、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增长差异中的不到一半(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
参考文献：
[1][法]阿兰·曼.魔鬼凯恩斯[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6-218.
[3][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M].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4][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事实和思考[A].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77[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美]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通向富有的屏障[M].苏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Kaldor,N.CapitalAccumulationandEconomicGrowth[A].InF.A.LutzandD.C.Hague(eds.)TheTheoryofCapital[C].St.MartinsPress,1961:177-222.
[7]Jones,CharlesI.andRomer,PaulM.TheNewKaldorFacts:Ideas,Institutions,Population,andHumanCapital[R].NBERWorkingPaper,June2009,No.w1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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