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这第一枪，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打响的？”提问，学生答：“是朱德。”
究竟谁打响了第一枪？
我们对“伟大的第一枪”的追寻，就从记者独家专访夏老，南昌起义８０年后至今尚健在的几位见证人之一开始……
有可能吗？电影《南昌起义》中，他不是为牵制敌人在宴请敌方军官吗？《星火燎原》丛书里署名干钧的《伟大的历史壮举》一文中，也称“７月３１日下午，朱德同志将敌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请来作‘客’，用巧妙的办法拖住他们。”而在《军旗升起的地方》一书中，亦称敌当时“酒醉饭饱后，又来到大士院３２号打起了麻将。”但上面这些表述，都没明确说出朱德当时是否在场。
而且，关于朱德的“客人”，《军旗升起的地方》一书称是两个团长两个团副，已凑成一桌四人。又称“为了防止敌军官借故溜走，朱德暗嘱警卫员严密监视他们”。再从时间来看，干钧一文称“午夜刚过，埋伏在外面的十多个起义军战士一涌而入，把这些‘客人’押了起来”，而目前关于起义打响的时间，最早也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一书所称的“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凌晨零时３０分左右”。记者找到当时的南昌战斗示意图，从大士院３２号到起义指挥部，半小时可能赶到。
朱德打响第一枪？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法剑明告诉记者：“朱德在打麻将途中确实出去过，去见贺龙。但他当时主要还是做配合工作。而且当时城里有十几处战斗点，很难再去考证确定究竟是哪里打了第一枪。”
其实是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已１０３岁高龄的夏老也依然如此为之心怀激荡，在那一夜，伟大的“第一枪”打响了。
“第一枪”是几点打响的？
众所周知的是，起义原定在８月１日凌晨４时举行，后因７月３１日晚突然有人投敌叛变，坐镇指挥的周恩来“果断决定，起义提前到８月１日凌晨２时”。然而，《军旗升起的地方》一书在这段表述之后，接下来却是：“‘叭！叭！叭！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凌晨零时３０分左右，枪声在南昌城内骤然打响。”
这与夏老的回忆也相符。老人明确告诉记者：“第一枪打响肯定是在晚上１２点刚过不久，当时我就在城里，我听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投敌叛变者所进的“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离“打麻将”的大士院路仅仅一街之隔。
是叛徒告密促使枪声“骤然”打响、起义“骤然”提前？这当然只是猜测。我们只知道，在１９５９年毛泽东题写书名的《星火燎原》丛书中，有几位亲历者回忆南昌起义时写道：“午夜两点”、“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三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有一位只记得“‘叭！——’一声悠长的枪声，从南昌城头发出”；还有一位的回忆是“炮声”……
这本身便充分说明了，当时形势的紧迫、起义的不易。无论谁的回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相同的气氛——“骤然”
“第一枪”何以如此“骤然”？
今天在南昌城内，“江西大旅社”所在地已是全市最繁华的购物街，车水马龙间不复８4年前的异样气氛。
当年就是在这里，周恩来肩负全党的重托，紧急筹备南昌起义。
夏征农至今记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面临‘宁汉合流’，我党同志纷纷被捕流血，白色恐怖空前。”
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彻底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紧急确定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并选择在敌我力量对比中我方优势明显的南昌举行起义。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７日，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着一身朴素中山装、提一个黑色皮包，住进了南昌朱德的寓所，当天就在江西大旅社开会，成立前敌委员会。４天后，以叶挺所部一个师、贺龙所部一个军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为主，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
俘虏梦中的敌人
那一夜，在西大街两旁，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敌不足２００米的一个石阶上指挥战斗。起义军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鼓楼用机枪扫射，击溃了占有利地形的敌人，冲入敌指挥部，白刃格斗取得了全胜；那一夜，在顺化门外大校场营房，起义军搭板凳翻身过墙，敌人完完整整一个团还睡在床上就做了俘虏；那一夜，在松柏巷天主堂、匡庐中学、贡院、百花洲、吕祖祠等地，敌重要据点一个个被攻克；那一夜，在城外牛行车站，潜伏的起义军也很快拿下这个南浔铁路的南昌终点站，次日聂荣臻还领导了驻在铁路线上的一支部队起义……
８月１日，天微亮时，起义总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楼顶升起了鲜艳的红旗！
把支部建在连上
“第一枪”之后不久，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亮出中国共产党旗帜的秋收起义。起义后，转战江西永新时，又进行了红军第一次重要的“三湾改编”，其中提出的“把支部建在连上”，成为后来古田会议确立“党指挥枪”的第一步
永新县党史办原主任左招祥告诉记者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支专门调查小组曾重走了一遍秋收起义路线，走到九陂村时发现了一户家谱的记载，大意为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８日这一天，毛委员住在我们村，晚上我的儿子出生。
再从九陂到三湾，脚程正一天左右。据此，毛泽东部队进三湾的日子便定为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９日。
记者乘车从永新县城出发，沿山路往南４０公里左右，就到了三湾村的地界。它地处湘赣交界，是茶陵、宁冈、莲花、永新四县的交汇点，当年是两省四县都“想管管不到、想管又难管”的地带。其周边，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山峰多达９６座，林海滔滔，往山上一去实在是找都没法找。毛泽东就是看中了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进可攻，退可守”，才带着秋收起义部队经湖南浏阳文家市一路到此，休整之后上井冈。
敌人烧光了村子
在三湾整个村庄呈“十”字分布的核心处，一块宽阔的枫树坪，就是当年毛泽东向部队宣布整编原则、给要走者发放路费的地方。
罗荣桓元帅曾回忆：“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干得多。”更重要的整编在后头：“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如今的三湾村，四条小山路分别沿“十”字的四个方向分叉而去，通往周边的县城，最紧靠着枫树坪那条山路上的钟家祠堂，就是当年士兵们打地铺的住所，也是三湾改编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部。这支崭新的部队就从这里起步，一路成为后来长征、抗战、解放乃至如今的英雄尖兵。
三湾村７３岁老人李桂明告诉记者：“毛委员走了后，敌人清剿，百姓都上山躲命。等下山一看，整个村子连一片枫树林全烧光了，只好用篱笆茅草重新造屋。”
躲过劫难的只有三处：一是枫树坪那３棵大树，据说因坪边有座庙，敌人忌惮没敢烧；二是钟家祠堂后墙根的一段，长十来米、宽半米，走近细看确与其他墙体部分不同，全由鹅卵石整齐砌成，石间青苔也已积得很浓密了；三是钟家祠堂门前那口“红双井”，长两米、宽一米。村民们说，全村只有这口井，毛委员部队为村民进行了重修，用鹅卵石加固井边防雨水，又开挖了另一个井口，一个洗衣，一个取饮用水，方便了村民……
星夜送信
记者在永新听说“三湾改编”亲历者李立的儿子何继明刚刚离开，急忙寻踪赶到南昌，见面第一个消息却是：“家父去年过世了。”
不过，“父亲在的时候，经常跟我们讲当时的革命经历，但关于他自己讲得少，都是在讲党、讲毛主席，一直等到年事已高，觉得该留下点对历史的回忆，他才跟我们说起‘三湾改编’的事。”何继明说，在“三湾改编”前，李立已参加革命，是地下交通员。当时村民在村头山上搭了一个瞭望棚，一见有兵来就往山上逃，根本弄不清来的兵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９日，看到举着红旗的部队过来，村民们以为和白军是一回事，呼啦一下上了山。可后来发现这支部队不一样，他们一来就帮老百姓家里挑水、扫院子，还帮大家修井。很快，就有人上山去，把村民叫了回来
李立曾回忆，当时毛委员就住在他家对面的协盛和杂货铺里，而他本人正好在协盛和帮工，经常能见到毛委员。那时的毛委员穿着煤矿工人的衣服，头戴斗笠，脚蹬布鞋，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在村里那几天，毛委员不是通宵开会，就是找人谈话，或者去和村民拉家常、搞调查，与战士一起帮百姓干活。
到第三天傍晚，毛委员的人把他叫去，问他到九龙山有多远、到茅坪有多远、怎么走？问清之后，交给他一封信，请他帮忙交给袁文才，就是当时这一带农民武装的领头人。小李立意识到，这也许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便回去同父亲商量。他父亲想了想，还是叫李立的叔叔点燃火把上路了。第二天一大早，叔叔不仅赶了回来，还带来了袁文才派来回话的人。随后的那天清晨，部队集合在村头枫树坪，村民们都来围观。毛委员在队前讲话后，部队离开了三湾向宁冈进发。走的时候，毛委员特意留下了３支步枪、３０发子弹。这些，加上群众家里的猎枪和自制的梭标长矛，便成了三湾当地游击队的主要武器。
后来，这一带和相邻的４个县群众武装连成一片，构成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道屏障。
设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中，还设立了红军第一个士兵委员会，推行官兵平等，大行民主之风。记者在三湾村看见一幢高大的庙宇状建筑——著名的泰和祥杂货店，这就是当年士兵委员会代表们开会议事的地方。在“三湾改编”纪念馆，记者还看到复制的一本薄薄小册子，封面写着“红军士兵会章程”，其中很多内容就是“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如，无论是住用还是筹措粮饷，官兵都一样；又如，士兵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军官不准打骂体罚士兵，即便士兵犯了错误也以思想教育为主。而最有名的是罗荣桓元帅也曾回忆到的，从军官每顿四菜一汤、士兵只能吃红米粥，改变为官兵都吃一样的菜、穿一样的衣服。元帅感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三湾之后，部队便向井冈山转移。
而此时的南昌起义部队，正在艰苦转战。
转战千里
“南昌起义后不久，朱德对我说：部队要走了，你跟着部队走。”夏征农向记者回忆。
可在城区领着战士们挖战壕的他，放不下城郊新建县工作队同志，赶去通知他们赶紧疏散，“等回到城里，部队已走了。”
赶紧追，“一直追到吉安也没追上，当地的老百姓说，先头部队早走远了……”
从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相继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一支南下广东转战千里，一支“三湾改编”直上井冈，最后才“朱毛会师”。
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率部按原定计划南下广州，要发动二次北伐。可千里关山敌兵重围，起义军一路散入海陆丰后，另一路在朱德等带领下离开广东，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千里转战。革命前辈何长工曾回忆道，毛泽东一直关心，专派他千里找寻，奔波几个月到韶关后，“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进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１６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汽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
兴奋呀！匆匆洗完澡，深夜一点多，心急如火赶路。见到了朱德，见到了陈毅，朱毛开始要会师。
朱毛会师
今天的井冈砻市镇，缓缓流淌的龙江水，将这个小城分为东西两半，中间一座宽五六米的石头水泥桥，就是著名的“会师桥”。据当地老人回忆，那时这只是座普通的木桥，宽度仅一两米。桥东岸，如今一片大广场，塑有朱毛两位伟人握手的像。但当年，这儿连平地都不是，只是龙江河边的一片沙洲。１９２８年５月４日，就在这里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暨第四军成立大会”。井冈山会师纪念馆胡卫华馆长指给记者看，当年的主席台就搭建在这片平地的中央
相传，当时大会台塌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知道后就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者，不要迷信，再搭起来就是了。不过，井冈山市委党史办副研究员刘晓农笑着告诉记者：“那是后来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时的事。朱毛会师那个台，当时是用老百姓扛来的３６只大禾桶反扣在地上，再铺上拆下来的门板搭成的，不可能塌！”
会师大会是在这，那朱德和毛泽东又是在哪会面的呢？
朱毛会面
刘晓农告诉记者，虽然说法不一，但目前比较权威的资料证明，朱毛的第一次会面，应该在龙江书院；他们的第一次会谈，就在龙江书院的文星阁。“这是１９７１年何长工在重回这里时亲自证实的。当时，我们一齐陪着他寻找，最后是他自己意外发现的。”
那一年，何老重上井冈山，就住在龙江书院后面的招待所里，刚好楼前茂密大树挡住了近在咫尺的龙江书院。去了砻市河西的毛泽东旧居附近，又去了砻市西边的窑下村，都没找到记忆中“砻市西边的一座大房子”。直到次日一大早，何老随意到住处周围散步，走着走着，就到了龙江书院的后门。后门正开着，他便进了龙江书院的后厅。记忆瞬间被点燃了！何老沿着屋子走了几圈，确认就是这儿，随后又走到后厅、走上三楼——这儿，正是毛泽东和朱德会见后，大家坐下叙谈的文星阁！
确认后，何老带着大家，重新从书院大门开始，按当年情况走了一遍。他回忆，毛泽东率部从河西过来，问明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便说“走，看他们去！”朱德他们接报，赶紧整了整衣装，并通知各路农军负责人一起到书院正门去迎接。不久，毛泽东就带着七八个人从石阶小路走来。快到跟前，何长工指着朱德向毛泽东介绍：“他就是朱德同志，左边那位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嗯”了一声，微笑着快步走上前去。与此同时，朱德也迎面走上来，两人的手握到了一起。
因此，毛泽东与朱德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是在书院前院正中那座状元桥池子前。
如今，桥池边一棵高大樟树，还在微微向池子方向倾长着。
樟香百年。朱毛会师，两位伟人的名字从此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就在这龙江书院，如今还有第一个红军教导队的旧址。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旬，从军队地方抽调了１００多人在这里紧急培训出一批指挥骨干，因此，这里被誉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所军事院校”。
８4年，尘封依然清晰，记忆永不磨灭。
８4年，这“伟大的第一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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